“秦国商君变法以來,秦国一直奉行的是强国穷民之策,”张良解释道,商君书已经被韩国人所知晓,商君的一些政治观点虽然不被看好,但韩国大学生们明白,秦国的这些政策,的确让秦国走上了强大之路。
“商君的看法是,国家和民众是对立而不能统一起來的,如果国家强大了,那么民众就必须穷恶,只有民众穷恶,才能让国家富强起來,”张良这样解释道。
“而民众一旦富有起來,那么国家实力就会削弱,这就是民强则国弱,而国强则民穷的道理,”张良缓缓道來,而下面的大学生则点点头,他们还是知道这样的道理的。
“秦国国家的强大,就是依靠秦国民众的自我牺牲换來的,就拿秦国人打仗來说,秦国人为什么打仗如此凶悍,他们一听打仗就会光头赤膊,奋勇向前,毫不畏惧,一点生死都不顾,为何,”张良问道。
“就是因为民穷,民穷则民上进,上进,必然奋发图强,”张良说道,而下面的大学生点头认可。
“而这个时候,商君奖励耕战的国策,让这些穷民看到了出路,要么种田生产多打粮食,要么就上战场奋勇杀敌,”
“两条路必选其一,粮食,为秦国解决了军粮问題,士兵上战场奋勇杀敌,解决了秦国战场上士气和勇敢,这样的国家,怎么不能强大,六国军队怎么能够和这样的军队作战,”张良这个时候使用反问的形式來质问台下的大学生。
大学生们听到这样的质问能不能点头认可吗,秦国的法律被韩国编写成书籍印发出來,秦国的法律专业以此研究为名,同样研究的还有韩国大学生。
当这些大学生看到秦国法律文书制定的非常详细,严谨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惊呼秦人的疯狂举动,这些法律条文给了韩国人,韩国人是根本无法去接受的,因为,太严谨了,严谨到了什么人必须穿什么样的鞋子,否则,就是犯法,然后根据不同的法律法则,所判的惩罚措施都不同,这样严谨的法律,和六国的法律文书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韩国人在佩服秦国人的严谨作风的时候,他们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題,法律严谨起來,到底好不好。
答案是肯定的,法律严谨起來还是好处大于坏处的多,如果事情具体细致起來,虽然在韩国理解的范围之内,他们认为,如此细致的法律肯定繁琐,但是讲究实效的秦国人,却将法律制定的如此实用,这点也是大大出乎韩国人的意料的。
以秦国军法为例,士兵由低到高,分为二十级,每一级别吃的饭菜都不同,战场上士兵斩首的首级和秦国一个百人队斩获的首级都有明确的规定数量,这些法则让秦国士兵变得高效起來,同时,也让秦军真正的成为虎狼之师,韩国人彻底的研究了秦国的法律,如果按照秦国的那一套來,那么很有可能,韩国将成为第二个秦国。
“如果按照秦国的那套法律,我们韩国或许也会成为第二个秦国,但是这种国策虽然国家强大,但是民众势力必然削弱,六国贵族肯定不会这样看到,因为贵族,不希望看到新的势力的崛起,新势力的崛起必然影响六国贵族的利益,”张良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点到了要害。
对,秦国的那一套建立耕战的核心,就是促使新的贵族势力崛起,奖励耕战,普通秦人就可以获得爵位,爵位对于注重家庭传统的中国人來说,那意味着什么,爵位可以传承,父亲战死可以传给儿子,儿子可以拥有爵位之后,就可以获得社会平等的地位,甚至是高人一定也不可。
在那个时代,财富和地位是按照血统分配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爵位,在之前的秦国是,六国也是,为何秦国变法成功,而六国变法失败较多,或者说,都是有一代变法,而下一代渐渐的衰弱,最后挨打,比如齐国便是,这就是因为贵族势力的阻挠,旧贵族千方百计的阻挠新鲜力量的注入,而新鲜力量的注入必然将改变原有格局的变化,秦国统一天下,潜在的目标就是六国贵族的存在,尚文虽然不知道六国贵族的潜在存在,但是,却无意间在推动这种新旧势力的更迭,这种更迭來自六国内部自身的更迭。
六国贵族是利益既得者,他们不希望改变现在的局势,也不希望改变他们自己已经得到的利益,而秦国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措施來自君王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讲,秦国君王的上进心,让秦国成为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却沒有按照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而秦国却固定下來了。
这不得不说,这是秦国最幸运的地方,但,变法便是一种上层和下层利益,新鲜力量之间的一种的妥协,秦国虽然变法成功,但变法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贵族和新鲜力量的妥协,贵族的利益被打破了,贵族们不得不上进,作为利益的损害的代价,他们迫害了制定规则的人,商君很大程度上便因此丢了性命,而且是惨死他人之手,但秦国却换來了新鲜力量的注入。
接下來的秦国,每次都有新鲜力量的注入,例如,张仪,范睢,吕不韦等等,这些都是新进贵族的新鲜代表,作为新鲜势力的代表,为了打击对手,他们在一开始就会打击旧有的贵族,为了打击这些贵族,他们必然采取一些新的政策,为秦国建立功勋,因为规则就是为秦国强大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了贡献,自然而然一切便好说。
张仪的矛盾之前已经解决,旧贵族杀了商鞅,范睢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是來自和武将的争功,这些新旧交替带來的后果就是,秦国政治的更迭要远远比那些六国的政治斗争來的精彩的多。
这就是弊端,新旧交替势力不断的更迭,旧的无法守护住既得的利益,而新的又锐意进取,秦国虽然强大,但是上层政治斗争相当的“精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李斯的时候,李斯为了自己的利益,迫害了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将秦国的顶梁柱就此推到,因为李斯想要结束这样的事态发展,他想要保住李家的荣华富贵,为了这些,他就不得不这么做了。
秦国的悲哀就在这里,商君在制定这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制度在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让秦国变成了一种硬伤。
按照原有的历史发展,秦军那种强悍的战斗意志,在一百多年中从未瓦解过,在最后的时候,因为上层严重的政治斗争而彻底瓦解掉了,这个结果说起來,是那么的沮丧,这点,恐怕商君在世都觉得有些无奈。
在看看六国的贵族,六国的贵族们却沒有这样的威胁,因为国家沒有这样的制度,而且奴隶,平民沒有这样晋升的机会,上下新鲜血液沒有这样的交汇,贵族的利益得到了保持,而平民也沒有机会进入上层,所以,整个六国看起來如此的死气沉沉,他们只有在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时候才会奋力一战,但是贵族单个的势力,又怎么是那些秦国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对手,在秦国这部巨大的战争机器的碾压下,贵族的利益也不会得到保证很长的时间,在失去利益之后,这些贵族,特别是六国破灭之后,这些贵族成为反秦的中坚力量,这也解释了秦始皇死后巨大的隐患暴露出來的原因。
六国贵族是一支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但这些力量又不能不忽视,尚文一开始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力量存在,但张良却潜在的意识到了这样一种贵族势力存在对韩国发展的巨大威胁,因为,韩国也存在这样的力量。
但尚文的国策却在把这种力量正在慢慢的消化掉,让六国自己产生消灭贵族的新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崛起中的平民力量,平民的力量将和六国贵族形成一种对抗力,这种对抗力可以称之为新的资本主义力量。
秦国高速发达的背后,就是这种力量的快速崛起,尚文的几项措施在无意间化解了秦国这种内部的硬伤。
官员,或者是那些上进的新鲜力量得到的权力和财富进行了分化,首先,官员有了第二职业,也就是说,官员在当官之前,或者是当官之后,必须有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无论是那个职业,在秦国都是一律平等的,这就让那些上进的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机会,同时,大家地位都是平等的,也就化解了那种因为地位高出一大截而相互争斗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会破坏一个国家的内不稳定,在对一个强大国家來说是非常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題。
职业有了自由的选择权,这样就比商君的耕战选择权利多了,而且,地位还都相等,这样就疏导了这部分上进的力量。
其次,秦国开放了商业道路,尚文的商业化运作,让秦国尝到了好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秦国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就成为尚文新政的支持者,他们虽然沒有权力,但是,他们拥有财富,更多的人为了追求财富就大量的进入商业运作这个圈子当中,这个圈子需要的高效人才远远要大于秦国自身的想象,各种的技术人才,各种的管理人才,还有各种的营销人才等等,这些人才需求将那些去做官的山东士子们全都吸引过來,不仅如此,秦国通过这些运作,也培养了自身的人才。
秦国的新进的文官集团当中,大部分來自商业管理层,他们的管理经验为秦国治理国家谋划出了新的动力和方案,这些方案很多都是建立在商业运作范围之上的,这样一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很多,秦国的办事效率和之前的办事效率是一样的高,这不得不是说这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发生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这些各种人才组成的新的群体就是秦国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贵族”团体,这个团体的力量的出现,渐渐的取代了那些过分上进,追求政治的破坏格局,新的力量得到了财富,旧有力量的势力得到了权力,这看似得到了平衡,但实际上,尚文正在慢慢的改变这种平衡。
在秦国大力进行领土扩张的同时,秦国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领土扩张,人口增长,但秦国却无力一下子消化掉这么多的领土和资源,特别是管理上,秦国从來沒有管理过这么大的领土。
如果实行郡县制度的话,天啊,秦国一下子多出五十多个郡,近千个县城來,秦国的无奈让尚文看到了机会,那个一直以來为新进势力分的权力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在边远地区建立议会制度,这种制度就能满足秦国新贵族的力量均衡。
议会制度原本就是为了达到权力的平衡而设立的,尚文虽然读历史不精,他对年号大事情发生的过程只能说上一二,但却无法精确的对上号,这固然是尚文的一个缺点,但却也是尚文的优点,也正是这种缺点,让尚文有一种别人难以有的新的角度來看待问題,中国的权力平衡性太差,而且,只要力量稍稍一改变,那么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一方权力过分的强大,然后迅速的垮塌,然后另外一个力量慢慢的又过大,这种权力失衡几乎都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通病,为了改变这种通病,尚文可谓是下了一番苦心。
他认为,只有使用这种议会制度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題,因为议会是权力集中的地方,但各方力量在议会中得到了均衡,商人,军人,政客,以及形形**的其他人都参与进來,参与进來的优点是,权力得到了平衡,而且谁也无法得到独大,这样就保证了一定的公平,还有就是权力的平衡性。
这一点,在秦国新建立的州中就设立了这样的制度,议会的出现,让新进的力量团体都有了机会进入权力中心,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说出來,同时,他们还可以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解决问題,特别是关系所有人的方向问題上得到了解决。
这样一來,新进力量不再是一个个体或者是一个小团队,也就是尚文最反感的寡头政治,尚文目前的处境就是这种处境,因为他和谁也能说的过去,但和谁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原因,因为他支持的是一个大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秦国的新资本主义力量,这些力量在秦国新建立的州上正在慢慢的扎根,生长起來。
寡头政治格局得到了潜在的改变,虽然秦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依然是这样,但是,秦国毕竟有了新的希望在发展。
最重要的是,秦国暂时维持住了这种庞大领土控制的局面,如果秦国有力量去控制的话,尚文的想法不可能得到实施,秦国的议会制度也就不会得到实行。
虽然,秦王一开始接受尚文是因为地方权力空虚,得不到平衡,而且为了保证中央的权力而这名做的,但尚文毕竟解决了秦国一个潜在的隐患,那就是,地方和中央权力的平衡性问題,中国政治那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格局也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这些都是尚文有意识进行改革的地方,新势力的崛起的条件满足了,那么,那些旧势力的力量该如何化解了,尚文解决的办法就是,让那些贵族参与到秦国的各种商业活动中來,因为商业活动能够带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改变了秦国那种单一的发展模式。
受此影响,秦国出现了大量的投资热,特别是股票,债券,以及各种期货商品市场的出现,让贵族手中的资金,财富得到了保护和增值。
秦王大量的私有财富进入了商业活动中,这些资金进入了各个行业,秦国的银行,秦国的军工生产,铁路,公路交通网络,还有各种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这些都有王室资金的影子,不仅如此,一些贵族也参与进入,比如,王翦,再比如,嬴玉的做法都是这样的运作方式,这样,就有利的疏导了秦国贵族手中的资金,秦国贵族的势力就得到了保护,财富也得到了增加,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尚文的这些做法,其实是在变相的改造秦国的贵族们,贵族的最大缺点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阻碍了新进力量的进入,这样发展起來容易让社会变得稳定起來,这种稳定就会导致均等性,特别是那种平等性发生严重的改变,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类似两晋时期那种风气,贵族沒有任何的上进之气,这也就会让社会少了一种锐意进取之心,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來说本身就是一种灾难。
但,进入商业化竞争之后,这种风气就会得到了改变,首先,为了得到财富,为了让财富得到增加,那些贵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就促使贵族进行精英化,他们会有意的选择如何适应商业活动的人才进行管理,这样就变相的让贵族精英化,同时也保持贵族的锐意进取精神。
这些都是尚文改革所得到了一系列成果。
和秦国的这些成果相比,六国的做法却有些老套的多了。
六国贵族不锐意进取,他们往往满足于自己的利益,从來不管下层民众的机会,追求财富的索求,他们只会一味的压制,压制,这种压制就导致很多变态行为的出现,为了得到权力,财富他们会杀掉自己的儿子作为王的美味佳肴,甚至为了得到这些权力和财富,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奉献出去,或者是自己成为小丑一样的人物。
这种丧失天性,毫无道德标准可言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感到反思。
而下层民众,却过的毫无出头之日一样的生活,他们的身上沒有希望,沒有任何机会可言,他们生來就是奴隶,平民的命,那么他们的后代也就沒有任何的所作所为,这些都是六国无法和秦国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六国不强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里。
民众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把持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六国贵族是不会给平民和奴隶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六国打不过秦国的重要原因,因为秦国还给了这样的机会,而六国贵族连这样的机会都不会给,这种权力,财富的垄断把持,导致了人们对权力财富的过度的迷信和畸形的心态发展,这也是千百年來,中国人那种畸形心理产生的重大根源,每一个朝代都垄断性的把持这种分配,而平民们沒有这样那样的晋升机会,他们沒有希望,沒有机会,即便是有,也只会按照上面的人的意思进行去做,这也就导致这种畸形心态的更加变态。
但现在,尚文的和平外交方式正在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韩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韩国女王为了得到王位,这是一种自我需求,但也在改变这种情况。
为了得到王位,韩国女王启用了大量的平民,和奴隶,因为贵族无法给与她帮助和支持,相反,有的还站在他的对立面,为了得到王位,她需要秦国的帮助,秦国帮助的后果就是,奴隶,平民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帮助女王得到王位之后,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要想尽办法打击他们的对手,这个时候一个贵族的对立力量出现了,六国贵族中的“新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