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制收治进私立精神卫生中心的第五年，我从护工遗忘在病房的旧平板里，看到了唱作人小组一条沉了五年的匿名帖。 标题是“我写的歌被驻唱唱火了，他说要陪我圆创作梦，我该接受他的告白吗？” 帖主是刚满18岁的女生，说那个男生把她随手写的碎旋律编成歌，在地下演出场唱到出圈，连她写废的便签手稿都一张张收进锁盒里，说要让她的名字，印在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获奖名册上。 可我看清发帖日期和匿名ID末尾的生日数字时，浑身血液瞬间凉透。 那是五年前的我。 五年后，那个说要陪我圆梦的少年，成了我的丈夫陆寻。 他夺走我所有作品的完整署名权，成了独立音乐圈封神的创作标杆，还和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阮软联手，污蔑我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把我强制送进这所与世隔绝的精神卫生中心，对外宣称我早已因病封笔。 我病床的夹缝里，塞着他和阮软的亲密拍立得，他刚拿下年度最佳专辑的海报就贴在病区公告栏里。 我指尖发抖，在帖子下敲下一行字：“千万别点头。你眼里的造梦人，是毁你一辈子的索命鬼。” r1cSM 陆寻阮软